“军阀习气”的张国涛是如何逐步丧失对四方面军的控制?

先说结论：张国焘失去对红四方面军的控制，不是一夜之间，而是一个从法理、军事到人心的逐步崩塌过程。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内部威望很高，人多枪多，命令一下，很多人习惯跟着走。懋功会师后，面对一方面军只剩两万多人的现实，他的心态迅速膨胀，把四方面军当成了自己的“本钱”，觉得人多枪多就有话语权。但他没有意识到，红军不是军阀私人军队，四方面军的将领和干部首先是共产党员，服从的是党的组织原则，而不是某个人的个人权威。 从伸手要权，到阿坝分裂、另立中央；从百丈战役惨败、南下路线破产，到共产国际表态、红二方面军会师形成制衡，张国焘的权威在法理上被动摇，在军事上被证伪，在组织上被孤立，最后在人心上被抛弃。等到西北局开会表决、三大主力会师、中央军委统一指挥时，他已经再也无法把四方面军当成个人说了算的力量。 一个曾经人多枪多、威望很高的领导人，为什么最终会变成少数派？他又是怎样一步步透支掉自己的威信，直到连最核心的搭档和爱将都不再无条件支持他？这篇文章，就从懋功会师讲起。 张国焘并不是一下子失去对四方面军的控制的，而是他一步步，先在法理上失去了支持，又在军事上失败，让他的战友都开始反对他，最后反对他的力量超过了支持他的力量，才失去了权威。 张国焘这个人非常有能力，但他的缺点就是军阀习气，他把四方面军当成了自己的本钱，在他看来，人多枪多就有话语权。 他对四方面军的控制，也不是靠党的集体领导，而是靠高压、肃反和个人命令。正因为他从根本上就走错了路，才有了后来的结果。 图1 1937年12月，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。前排/后排左起：张闻天、康生、周恩来、凯丰、王明、毛泽东、任弼时、张国焘（最右）。此时张国焘的分裂错误已在党内受到批判，他在中央领导层中日益孤立。 懋功会师时，他与中央的矛盾就已经埋下。 1935年6月，第一、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。 当时四方面军有八万人左右，而一方面军只剩两万多人，张国焘的心态一下子膨胀起来。 中央定的方针是北上，到陕甘建立根据地、靠近抗日前线；张国焘不想北上，觉得北边荒凉、粮食少，就想南下回到四川富庶的盆地，打地盘、占城市。 他一开始不是直接掀桌子，而是伸手要权，借口“统一指挥”，逼着中央改组领导班子。中央为了团结，任命他为红军总政委。 这个时候，张国焘在四方面军内部威望还很高，大部分基层战士和不少干部长期跟着他打仗，习惯听他的命令。 但徐向前、陈昌浩这些核心将领，本身是党员，是服从党的组织原则的，不是张国焘私人的部下，只是当时还没有公开反对他。 图2 1935年6月，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（今小金县）达维镇胜利会师。图为懋功红军会师纪念地纪念碑。会师时四方面军约八万人，而历经长征的一方面军仅剩两万余人，兵力悬殊成为张国焘野心膨胀的重要背景。 阿坝分裂、另立中央：他开始在政治上透支威信。 两河口会议之后，中央反复催促北上，张国焘一直拖延、找借口。 后来他发密电，要求右路军“南下、彻底开展党内斗争”，这就是分裂的关键节点。 中央为避免自相残杀，连夜带着一方面军主力先行北上。 张国焘就带着左路军（四方面军主力加五军、三十二军）掉头南下，再次过草地。1935年10月5日，他在卓木碉开大会，另立一个“党中央”和中央军委，开除毛、周、张、博的党籍，还下令通缉几人。 朱德、刘伯承公开不赞成，明确说：“我是共产党员，不能反党中央。你搞你的，我不跟着你搞。” 徐向前全程沉默，不表态支持他另立中央。 图3徐向前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。1935年张国焘在卓木碉另立“中央”时，徐向前全程沉默，未予支持；此后他与朱德、刘伯承等一起，同张国焘的分裂错误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，最终促成四方面军北上与中央会合。 很多四方面军干部本来是跟着他打胜仗的，现在突然听说要另搞一个中央，心里非常别扭，不少人是被动跟着走，不是真心认同这套分裂逻辑。 朱德、刘伯承在部队里耐心做工作，到处跟干部战士讲一句话：天下红军是一家，红军不能分裂，党中央在陕北。不少四方面军指战员开始怀疑张国焘：“如果中央是错的，为什么朱总司令坚决不跟着他反中央？” 这个阶段，张国焘还能靠高压管住部队，但是他已经从四方面军的领导人，变成了一个违背党的组织原则、搞分裂的人，道义根基开始松动。 决定性的打击，是在百丈战役惨败之后。 为了南下，张国焘还向大家打包票：南下四川，攻打富饶的天全、芦山、雅安，能建立根据地，粮食充足，便于发展。 绥崇丹懋战役打赢了，部队还有信心。但紧接着百丈大战，连续七天血战，红军虽然杀伤大量川军，自己伤亡近万人，主力严重受损。 川军加上蒋介石的薛岳部不断增兵、修筑堡垒，红军再也打不出去，东进、南下都走不通，只能往西边寒冷、人烟稀少的藏区撤退，退到甘孜一带。到甘孜之后，缺粮、缺衣、缺药，大雪封山，人烟稀少，没法建立根据地。南下前约八万人的部队，到甘孜只